空头积极增仓动力煤欲涨还休

按照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裁判的案件数量由多到少依次进行排序，数量最多的是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具体案由涉及合同纠纷、不当得利纠纷、无因管理纠纷。

一、秩序、正统与经典：法典化的中国价值 人类社会的法律大体经历从习惯到习惯法、再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演进过程，这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虽然《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誉满全球，但在法律史上享有盛誉、影响深远的并不只有民法典，早在民法典情结形成之前，古代中国以及周边诸国就产生了唐律情结，《唐律疏议》集汉魏六朝之大成，而为宋元明清之矩矱②。

后汉魏晋之交，法典之资料益富，而编纂之体裁亦益讲，有组织之大法典，先于世界万国而见其成立(罗马法典之编成在西历534年，当我梁武帝中大通六年。从严格的现代部门法视角看，古代中国的法典尤其是令典，确实是诸法合体，但就整个法律体系而言，仍大致可以说是民刑有分、实体法程序法有分、公法私法有分，充分展现出先代立法者对塑造更为合理、科学法律体系的思考与智慧。魏晋之际法典化自然而然首先是律令的法典化，以编纂律令法典为起点。李秀清：《〈清国行政法〉点校前言》，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2页。(刘笃才：《律令法体系向律例法体系的转换》，《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杨一凡教授、陈灵海教授提出典例法律体系说，认为会典乃明清王朝之大经大法，明清法律体系以典为纲，以例为目。

基于法典化的视角，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发展演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魏晋之前为前法典化的时代，法典虽未正式产生，成文法的发展却已经为法典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如检《崇祯长编》《崇祯实录》，其时上谕或臣工讨论朝政、案件时援引《会典》作依据或重申其中规定者，竟多达数十例(48)。(二)法典化形塑中国之正统与治道 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中国是一个多义词。

魏晋律令法典肇基、刑事法典(律)非刑事法典(令)分开编纂，是法律的政治逻辑演化之果(42)。基于此，西汉中期以来的法律儒家化，必然演进为以儒家经典为本的法典化。法典化一旦开启，经过长期发展相对成熟，而且为王朝统治政治控制须臾不可分离的刑事法，势必成为法典化的优先选择对象。史学界多认为会典是明清朝廷组织编写的史书或政书，其主要功能是备查考(43)，法学界曾一度认为会典是行政法典，但这一观点目前遭到了不少学者的批评(44)。

传统法典并非只是纸面规定，并非只是宣讲中的法，更不是具文死法，而是维系法律体系整体之统率、维护法律秩序统一之定海神针，具有超越一般司法适用的法律、政治与文化功能。施行制度，以此设教，违令有罪，则入于律(41)。

明清王朝建立后，重新制定了成文法典，但先例仍为法律体系极为重要之组成部分。《〈唐六典〉仅仅是一般的官修典籍吗？》，《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当代中国的法典化，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然之举，是推进中国之治的重大法治工程，亦是古老的中华法系重新走向复兴的象征和标志。(一)不可立一法典而轻废数十法 单行法的产生早于法典。

(52)参见钱大群：《〈唐六典〉性质论》(与李玉生合著)，《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就政治控制而言，刑书所载有限，天下情罪无穷，从震慑潜在犯罪的需要出发，议事以制的做法不能彻底废弃，守法之官原则上固当奉行律令，但至少君主保留应论随时之宜临时权断并创造先例的权力。从严格的现代部门法视角看，古代中国的法典尤其是令典，确实是诸法合体，但就整个法律体系而言，仍大致可以说是民刑有分、实体法程序法有分、公法私法有分，充分展现出先代立法者对塑造更为合理、科学法律体系的思考与智慧。会典虽产生于明清，其源头却可一直追溯至先秦。

20世纪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典编纂开启了第二波法典化，一些西欧国家修改或重新制定了各自的宪法典、民法典，中国、土耳其、埃及等国家开始制定民法典。在刑事法编为律典后，将政治统治另一只脚的非刑事法编成另一种法典，与律典互为表里，符合传统王朝的政治及立法逻辑，故不入律，悉以为令。

(64)吴廷琛：《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序》，引自梁启超：《梁启超论中国法制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11页。从时间维度来看，中国古代法典化发轫于魏晋之际，以魏晋律令法典的颁布为开端。

然而，随着律令等成文法数量的爆炸式增长，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自明习者不知所由(14)，成文法的繁多庞杂削弱了成文法本具有的普遍性、公开性、准确性和客观性等优点，不利于统一法律秩序之形成，不利于大一统国家的集中控制与划一治理，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罔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嫚(15)。何为更须作例，致使触绪多疑(66)，官吏被要求一体遵守律令，不得随意创造和引用先例，法轨既定则行之，行之信如四时，执之坚如金石，群吏岂得在成制之内，复称随时之宜，傍引看人设教(67)。又据《晋书·刑法志》，东汉陈宠请以儒经为范重定律令，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应经合义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合为三千，与礼相应。到了宋代，先例的法律效力得到了成文法的认可和司法实践的支持，有司所守者法，法所不载，然后用例(68)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目前的立法理论偏重制度与技术，对立法原理的强调更多是出于体系完整的策略需要，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立法理论的法理学品格。就特殊法理学而言，它们关心特定的法律主题，比如侵权责任的法理、惩罚的法理、合同的法理等，这些讨论看似至多属于政治哲学的第一项任务，即关于特定正义的理论化，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与此相对，私法是以私权主体之间的平等和自决(私法自治)为基础，规定的是平等关系。相较之下，实践型立法法理学将是更有优势的发展方向，更契合于大立法时代对于立法理论品性的期许。

从研究目标上看，政治学的立法研究主要关心立法机关以及立法活动的政治结果，不太关注立法结果，而我们下文提及的作为法学研究的立法学研究则首先立足于立法结果，然后由此回溯到产生立法结果的立法过程与立法机关。即使立法权属于主权者不可分割的权力，这种权力也不是如政治学进路所认为的那样不受限制。

这两个层面分别大致对应着人们遵循法律规则的认识面向和意愿面向，(29)认识是意愿的前提，只有当立法既能被行动者认识又能被行动者意愿接受时，立法才真正实现了理性化。(46)对于立法法理学，可能会出现一种担忧或质疑，认为立法法理学更多是针对美国与欧洲的理论与实践语境，对于中国并不太适用。

政治和法律是一个可被实践理性打通的整体，而非圈在各自学科窠臼内的敌对分子。而积极宪制观将权力视为个人良善生活的辅助手段，一方面它可以承接消极宪制所主张的权力要保障公民自由，要通过法律手段限制国家权力。守法主义最初是由美国政治哲学家朱迪斯·施克莱所提出，意指一种伦理态度，它把是否遵循规则当做道德判断行为的标准，将道德关系视为由规则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法治的首要原则一般就是要有法律、颁布法律，(14)这既是约束政治权力的必要条件，也是落实宪法和一般法律的前提。

而立法法理学之所以在欧洲被竭力提倡，除了守法主义盛行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实践原因就是在立法数量不断膨胀的同时立法质量却在不断下降，既有的立法理论没有能力应对这种困境。唯此，才能真正发挥政治权力的服务功能，彰显政治权威的服务理念。

当代自然法理论(比如朗·富勒和约翰·菲尼斯的理论)虽然不再秉持这一简单二分，但也只是关注立法结果而非立法过程或立法机关本身，强调实践理性对于立法结果有约束功能。①随着大立法时代及后体系时代的到来，立法理论也担负着新的期许。

法律也不应当溯及既往，而应保持前瞻。(55)立法虽然被看成一种重要法源，但常常被视为单一意志的产物或者一群人的产物，是合众为一，其重点在一而非合众。

(49)对此的反思，参见高中、廖卓：《立法原则体系的反思与重构》，《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既往对于法理学的讨论更多涉及实质的政治理论(正义、权利的理论化)，却缺乏对政治实践的理论化。(二)立法法理学作为责任宪制 但不论是实践型立法法理学，还是理论型立法法理学，其共享的核心洞见就是秉持了一种大立法者思维：立法既非不受拘束的政治决定，也非仅仅对现有实在法的具体化，而是一个涉及设计宪制，受到道德、政治或法治原则指引的实践，这使得其理论属性区别于一般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学。要么只强调其法律属性，立法成了实在法体系的具体化。

在立法过程中，人民主权原则通常演化为代议制民主原则，特别是审议民主模式。(36)参见[美]朱迪丝·N.施克莱：《守法主义：法、道德和政治审判》，彭亚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原作者1986年再版序言第1-2页。

(73)See Joseph Raz,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Revised Edition,Clarendon Press,1994,pp.218-219. (74)See Joseph Raz,The Morality of Freedo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98. (75)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三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71-278页。它拒绝诉诸客观正确的任何立法观，而秉持一种彻底的民主程序主义，要将所有的实质价值问题都化约到程序上去，通过程序的方式解决价值分歧：因为我们对任何问题都可能持有无法协调的分歧，这样只能通过程序而非实质正义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63)民主多数决并非仅是一种最简单、最粗糙的决策制度，只是选票的叠加和折抵。因此，实践型立法法理学至少具备以下三重意义：首先，它可以破除政治法律人群体长期或明或暗秉持的守法主义窠臼，打破政治与法律的分离状态。